不被看到的“脏活”，必须看到的“他们”
“村里人都说米师傅是见过世面的人。那一年，见完世面的米莲分大着肚子从内地回到村里，回来的时候带着一台脚踏缝纫机，外加一个又重又白的抽水马桶。”2023年入选宝珀文学奖决选名单的小说《米莲分》塑造了一个名叫“黑山”的乡间宇宙，作家宁不远笔下的黑山村处在时代变革的前夜，作为故事主人公的米莲分，是村里难得一见的进过城的女子，她带回的缝纫机帮村里人提升了衣着品味，费尽周折运来的抽水马桶象征现代文明。女性、乡村、文明等诸多概念被置入小说的虚构场域里，其中的矛盾冲突跌宕起伏，但是始终伴随着米莲分的是一个扎实的“劳动者”形象，尽管命运对她并不慷慨，当她还是毅然踩着缝纫机面对厄运，在乡间——这样一个文明与蒙昧的交界地带，她成为了黑山村里无可取代的“师傅”。而在特大城市里，似乎没有人是不可替代。上班的地点附近有一条网红马路，路的两边种植着高大的梧桐树，临街的商铺富于设计感，是短视频时代网拍潮人们的最爱。然而让人印象深刻的并不是型男靓女，也并非装修考究的各色店铺，而是一位个性十足的外卖小哥，每天只要留心便能捕捉他引亢高歌的瞬间，有时是崔健，有时是周华健。大多数往来于此的“骑手”，都像上海的其他同行那般，行色匆匆、沉默不语，唯独这位飞驰的男子，不羁的姿态让他成为那条街上、那一瞬间的主角。“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发自内心地喜欢送快递。就算有，大概也是罕见的。反正我和我认识的快递员都不是那种人。”打工人胡安焉如是写道。这位来自“底层”的素人写作者，在2023年的各大非虚构榜单上名列前茅。20年，19份工作，辗转于中国各大核心都市圈，干过便利店收银员、服装店导购、快递分拣、保安……如果“打工”这个词的内涵仍旧是这些纯粹的劳动力岗位，那么他是事实上的打工专家，因此，“素人”仅仅是文学圈的一种矜持，不必是这位出色写作者的标签。《我在北京送快递》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作者的真诚，他丝毫不回避各种工作中的负面情绪。相当耐心地将国人习以为常的快递业务，拆解开来，用自己的亲身工作经验来解释这一工作中的基本伦理、工作流程以及成本计算，胡安焉的实诚让公众似乎也快忘了，快递行业的勃兴也就是这十多年的事，而他自身的工作流转与取舍，好似这一行当也已经在飞速的扩张中达到了饱和，无论送货的人还是收货的人，都陷入一种精神上的疲劳，彼此充满了隔膜，偶有一丝人性流露立刻会被客服投诉的压力拉回现实。每一个被固定在岗位上的齿轮，都需要精密地运行，才能确保体系的稳定，创造价值的同时，维护城市便利性的声誉。虽说他长时间奔波于京城的各个小区，但也只有在确认遣散消息之后，才会松下紧绷的神经，细细端详这条熟悉到发指的送货路径，也有了闲情逸致坐在舒适的商场里，观察依旧忙碌的同行——“我不再把自己看作一个时薪30元的送货机器，一旦达不到额定产出值就恼羞成怒、气急败坏。”快递——实实在在的也是一份“青春饭”，它需要你有良好的身体素质，一定的计算能力，不错的口才，在胡安焉的表述里，甚至还需要一些运气。特大城市的物流终端里，这些年轻人如同终年劳作的工蜂，作为消费者，有时也会察觉熟悉的快递员突然消失，但随即就会被新面孔所填补。劳动者自述的可能是《我在北京送快递》值得我们思索的一个维度，当文字的生产不再被识字率所限制，当传播思想的渠道不再囿于门槛颇高的传统出版业，这种来自一线的文学形式，是对纯文学图景的巨大增益，亦是对一部分空洞的报告文学无形的鞭策。年轻的打工者可以通过网络为公众分享自己的故事，而年老的那些打工人则需要另一种途径被人“发现”。无论从作品的完成度，以及作者本人为此所做出的努力来评价，《我的母亲做保洁》都堪称是值得一读的非虚构作品。作者张小满记录了母亲春香从商洛到深圳的打工历程，并且将其母亲周遭的一众年老打工人记录成文，可以负责任地说这位之前和文学并无瓜葛的作者贡献了一部分量十足的优秀作品。母亲春香的文化程度有限，但她始终相信知识、文化是改变人生的唯一通道。供养一双子女读大学，对于一个农村家庭的压力不言而喻。在来深圳之前，张小满的母亲已经拥有了丰富的打工经验，能烧大锅饭，也能到矿井帮工。也正因此，春香在乘坐电梯穿梭于深圳各大商场、写字楼时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同构，虽然这些华丽的电梯比早先矿洞井坑升降机更为安全明亮，但置于高楼大厦间的白领们与一脸煤灰的矿工并无二致。相较于快递从业者的奔波之苦，保洁们所面对的是繁重的清洁任务以及状况百出的污秽场景。保洁员、保洁公司经理、商场物业、入驻企业，所有关于保洁周遭的要素被尽数囊括在“老年春香在深圳的打工漂流”里，供人检阅、议论。“外包用工的模式几乎可以应用到深圳的每一个大型商场，每一个‘美丽’的公园，每一栋高档的写字楼。深圳几乎所有的保洁和绿化工作，都是由一群五十至六十岁左右的老年人承担起的，他们来自广西、湖南、四川、江西、河南、陕西……如果有心留意，会发现，他们是如此庞大、如此卑微又被忽视的一个群体。”母亲春香的口述，以及张小满自发的观察记录，精简为一座特大城市的“面子”与“里子”再合适不过。然而，在翔实地道尽老年保洁群体困境的同时，张小满和母亲也共同承认了大都市先行运行准则的合理性，一方面老年劳动者是最不被重视的群体，但是特大城市所拥有的是乡间、小城市所不具备的包容性。只要能够充当劳动力，在深圳你总能找一份工作，无论你的目的是供养子女抑或是自己的养老金。而在《脏活：必要工作的道德伤害》中作者埃亚勒·普雷斯则系统地阐释了现代社会中，“脏活”的必要性，以及这种必要性对从业人员的伤害。美国是肉类消费大国，而与之配套的屠宰行业规模也是世界一流，超市里品类繁多的肉类制品背后是被大量“异化”的屠宰工人们，他们的权益不被保证，他们经常沦为资本家改革的牺牲品，他们的健康状况无人在意。曾经切肉是上流社会社交活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后来人们慢慢觉得观看血腥的切肉是令人难堪的事情，但肉还是要吃的，所以难堪与血腥就需要被“置于幕后”。普雷斯从屠宰业的情景出发，最终延伸到反恐战争中隔着荧幕操纵无人机轰炸的美国士兵，达成了一种对美国各个行业里“脏活”的合围，也非常系统地向我们传递了一种基于普遍人性的观点——“不看恶，不说恶”。如果我们不去“看见”，似乎也就没有什么影响。春香们像是深圳们的“影子人”（shadow people），从乡间跋涉而来的他们，很快就被都市的伦理驯化，现代性的震惊消退的同时，春香甚至有点后悔没有早来深圳闯荡，因为她认为“这里的机会更多”。小说《米莲分》中写道，逐渐长大的少女秀宝不愿屈从父母的安排，想要离开黑山村，孤立无援的她唯一想到的求助手段就是去找米莲分，米裁缝。在秀宝的眼中，米师傅是村里唯一有“出奔”经验的前辈，在明确了少女出逃的决心之后，米莲分帮助了她，好像帮助年少时的自己。少女秀宝毅然离开了故乡，拥抱现代文明，即使不知道要付出怎样的代价。秀宝的母亲在得知此事之后，大闹裁缝铺，怒斥米莲分多管闲事，可读者分明从她的愤怒里读出了感激。春香的含辛茹苦、四处打工，其朴素的愿望也是供养儿女拿到大学文凭，借此改变困于闭塞乡村的命运。胡安焉笔下的工作经历，激发了一大批“社畜”的共鸣，引发了人们对于快递员境况的真切关注。我们观看的“他们”，通过社会运转的机制，从棱镜中折射出身处于各行各业的“我们”。对于文明的渴望，对于进步的希冀，让“我们”必须看到“他们”，也必须用宽容去填充理解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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